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本篇开始，我们共同讨论《盐铁论》第七章《非鞅》相关内容。

所谓“非”，在先秦至汉代文献资料中，通常含有反对、讥讽、不认同的意思。

而“鞅”，则是指大名鼎鼎的法家先贤，秦国变法的灵魂人物商鞅。

由此我们可知，对商鞅的不同评价与判断，是本场辩论中，双方最核心的议题与矛盾点。

一、财源

根据《盐铁论》的记录习惯，首先发言的仍然是桑弘羊。

他立场鲜明的对商鞅变法进行了肯定与赞扬，为什么呢？

因为从行动上看，秦国变法，对内，严刑峻法、整顿政教，让奸伪之徒无所容身。

对外，设“百倍之利”，具体就是“官山海”，通过将自然资源收归朝廷经营，广积器械钱粮。

最终秦国以此为基础，征伐敌国，大肆扩张。

当然，我们要知道，桑弘羊的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盐铁专营”进行辩护。

于是他又接着论述，商鞅的这种做法，妙就妙在：

“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

打仗是要花钱的，但是只要朝廷搞“官山海”，不用向民众收税，也能负担得起军费开支。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所谓：

“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河西而民不苦。”

盐铁专营即筹集军费把仗给打了，又没有给民间造成任何负担，利国利民，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对于这种观点，贤良文学认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他们首先从现实层面进行了反驳，以前文景之治时，没有盐铁之利，民众反而很富有。

现在呢？大家日子反而越过越困苦了，怎么可以说有利无害，两全其美？

现实与理论发生冲突，一般认为是理论错了，或者至少理论是不完善的。

既然如此，桑弘羊的逻辑链究竟错在哪里呢？贤良文学论述道：

“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所失者也。”

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恒定的，钱粮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因此朝廷只要开辟财源，无论方式如何巧妙，代价最终一定会转嫁到民众头上。

这就是商鞅之法计算失误的地方。

反驳完桑弘羊后，贤良文学也要开始发起进攻了！他们先是一口气列出了三个典故。

愚者爱惜衣服上的毛，把皮穿在外面，最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地里的果树头一年结的多，第二年就会结的少。新谷熟了，旧谷则会为之亏。总而言之：

“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

这句话原文出自《吕氏春秋》，引用的是道家全生派古典辩证法思想。

简单来说，就是有得必有失，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所谓：

“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

变法的确获得了收益，那么代价呢？代价就是国家一天天衰败，局面越来越危险。

商鞅严刑峻法，秦国民不聊生，吴起长兵攻取，楚国内外骚动。

利益全部储藏在朝廷，天下的怨气也就积累起来了，地盘扩大了，祸患也形成了。

怎么可以说有利无害，两全其美，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河西而民不苦？

现在桑弘羊，走得就是商鞅、吴起的路子，想让人不担忧也不行。

二、偶然与必然

这段话中，贤良文学的论点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驳斥了桑弘羊的“两全其美”之说，即有理论，又结合现实，可以称得上逻辑严密。

但是第二部分在抛出了“变法的代价”观点后，却没有提出相关的逻辑链与论证过程。

而是单方面输出了“商鞅之术虽能富国强兵，却也会造成帝国衰败灭亡”的观点。

这显然不能让人服气，桑弘羊接下来的主攻方向也在于此。

他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日渐富强，最终吞并六国，成就帝业。

至于统一天下后为什么二世而亡，主要原因在于奸臣扰乱朝纲，以至于公道不行。

言下之意，商鞅变法本身是好的，没有问题的，并不像贤良文学讲的那样，有好处，也有弊端。

秦朝之所以崩溃，原因并非变法本身有什么害处，而是在于有人破坏了变法。

这里桑弘羊还引用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典故：

“末言尔，祭仲亡也。”

祭仲是春秋时期，第一位见于典籍的权臣、贤臣，曾辅佐郑庄公箭射周天子，称霸一时。

庄公死后，又协助弱小的嫡长子继位，是为郑昭公。

他活着，郑国就稳定强大，他死后，国家就开始混乱衰败，甚至受到齐国入侵。由此可见，所谓：

“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

再好的变革，再伟大的事业，也要有后继者不断顶上，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

古代善政能够推行，是负子教导之功，周朝可以成就大业，是周公出力的结果。

裨谌为郑国起草政令，如果没有子产润色，那也不能成功。

周朝虽有文王、武王订立制度，如果得不到周公和吕望，功业也无法建立。

总而言之，秦朝速亡，责任在于赵高，而不在商鞅。

就好像商朝灭亡，你只能怪奸臣崇虎，无论如何也是怪不到伊尹头上的。

桑弘羊的这番言论，相当于否认了“商鞅之法存在的缺陷”的说法，并着重强调了历史偶然性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不是赵高意外地控制了朝政，秦朝是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

对于以上论点，贤良文学完全不认同，不过他们显然也认识到了，想驳倒对方，只靠输出观点肯定是行不通的。

眼下必须得把己方论据和逻辑链补全，于是，文学曰：

“善凿者周建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蹶。”

一个王朝如果根基打得好，是不会突然间崩溃的。

商朝以尧舜之道立国，连绵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酷法理政，因此二世而亡。

这几句话，是对桑弘羊观点针锋相对的反驳。

言下之意，秦朝因奸臣夺权而亡，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商鞅变法的缺陷，催生出了赵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二，第一：

“刑既严峻，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

这句话乍一看很短，概括性又很强，有点像套话空话，但实际上蕴含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

字面上，贤良文学想表达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两层。

首先是秦法太过严酷，其次是秦法太过细密。

按照现代一部分人的看法，用以上两点证明商鞅之法存在缺陷，似乎是没什么说服力的。

刑律严酷，那是惩罚坏人的，只要不犯法，有什么好怕的？

至于法网细密，涵盖生活方方面面，这好像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吧？

历史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这里我先引用几则史料，让大家直观体会一下秦法。

第一是《史记》中的记载：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翻译过来，就是乱丢垃圾有罪，依律应当在犯人脸上刺字。

第二条记录仍出自《史记》，当时有秦人夸赞变法好，然后商鞅认为：

“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

即拍马屁也是犯罪，会被流放到边疆，当然，批评也是不允许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汉朝故意抹黑秦国，其实还有现代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一手资料可以参考。

里面甚至还有更离谱的律令，比如随手摘了邻居家一片桑叶，要干三十天苦役。

除此以外，现代人的部分日常行为，如听音乐、穿华丽衣服，男子哭鼻子等，在当时都属犯法，记录散见于各类文献，这里不多赘述。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贤良文学为什么会说，百姓战战兢兢，连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吧？

法律既严酷，又细密，一不小心就会遭受严重惩罚，当然惶惶不可终日。

讲完了第一点，贤良文学又继续论述第二条理由：

“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

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秦朝税收重，无论古今，基本都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税收已经这么重了，还要把山泽收归朝廷搞专营，民间压力当然更大了。

此处事实上是呼应了上文的观点，即官府只要开辟财源，无论方式如何巧妙，代价最终都会向民间转嫁。

那么说了这么多，好像最多也只能证明商鞅变法有不合理的地方。

怎么能说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根基打歪了，是历史的必然呢？

贤良文学接下来的这句话很重要，是整个论点的核心部分，所谓：

“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

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要涉及儒家和法家的义利之辩了。

对于义和利的关系，儒家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利必须无条件让位于义。

相关名句估计大家多少都听过，比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再比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所以作为一个儒生，至少理论上，是不能因为利益，而去出卖自己的道德准则的。

可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法家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以人世间最基础的关系举例，父母爱子女吗？

不爱，《韩非子》曰：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父爱、母爱，那为什么要重男轻女？

只要重男轻女，肯定存在得失考量，因此亲情从本质上讲，就是利益算计。

再比如君臣关系，世上真的有“忠诚”这一理念吗？没有，君主与大臣，不过是：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你给我功名利禄，我给你拼命干活，所谓明君贤臣，也不过一场交易而已。

基于以上理论，法家对忠孝仁义是很看不起的，也从来不屑于搞什么道德教育。

可是这样一来，如果大家纷纷突破人伦底线，天下岂不是要大乱？

先贤们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人世间虽然没有道德，但是有共同的好恶啊！

朝廷完全可以利用人自私的本性，通过赏罚手段，来建立一个美好社会。《韩非子》就曾总结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相当于法家认为，社会是零道德的，人人都是坏透顶的，不过没关系，再坏的人也怕酷刑。

只要用残酷的刑法，让所有坏人都不敢做坏事，这个世界，不就变得很美好了吗？

这就是贤良文学“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这十个字，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儒生认为，法家践踏人世间一切道德，以赏罚为主要治国手段，根基就歪了。

宽窄不一的榫卯，鲁班来了也没办法，一簸箕土的地基，良匠也造不出高台。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秦国出赵高，是必然，而不是什么历史的偶然。

这种环境下，就是十个子产那样的贤明大臣，也无法挽回局面。

这里顺便再提一下，大家现在明白，秦国为什么要把法律制定的这么细了吧？

拍马屁，乱扔垃圾，都是道德问题。

听音乐，哭鼻子，更是只与个人修养有关，大多数时候，不会给他人造成危害。

历朝历代，对这种小事情，官府通常是没力量，也没空去管的。

但是秦国不行，原版法家，是鼓励人们踩着法律底线办事的。

这种情况下，法律底线必须足够高，才能维持社会有序运转。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切日常琐碎小事，都必须纳入刑罚框架中。

贤良文学的这番话，给对手造成的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

因为先秦法家“要法不要德”的思想，在汉代已经被摒弃了，再去辩护，就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桑弘羊没有在这点上多做纠缠，而是将进攻方向，放在了盐铁专营上。

他说，讲空话很容易，做实事很难，贤能之人只看实际效果，不看空谈文章。

商鞅之术，为秦国增长财利，对内攻灭诸侯，对外拓地千里，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效呢？

这都是平日里加强整顿的功劳啊，只有统筹管理，国家才能够强盛。

由此可见，想要废除盐铁专营，简直就是不识大体。所谓：

“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达到也。”

桑弘羊的这段话，非常通俗易懂，没有像上文那样，引用大量典故。

不过从辩论角度来看，这里显然有些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在里面。

等同于是在质问对手，你们开口就是商鞅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有本事，别空谈，倒是做出同样的功绩来看看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贤良文学明显也有些上头，于是立刻展开反驳。

商鞅之法开疆扩土、威震天下，不是不行，问题是这种强兵之法，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只看到好的一面，忽略坏的一面，不过是浅薄的智慧而已。所谓：

“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

讲完这些，本段最后，贤良文学也开始骂人：

“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啥意思呢？此处其实引用了两个典故，先合而后忤，出自《淮南子》。

即圣人先提出不同想法，然后再合作，小人则是先合作，再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必然分手。

初虽乘马，卒必泣血，出自《易经》，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久。

这里表面上是在骂商鞅德不配位，最终事业必然失败，实际上矛头直指桑弘羊。

三、名声

按照正常情况，当辩论双方进入到人身攻击阶段时，后面内容也就没什么看头了。

不过这里，桑弘羊的反击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名声，由什么来决定？

他是这么为商鞅辩护的。

善良美好的人，经常被恶人嫉妒，贤能的人，经常被小人厌恶。

就好像屈原被上官大夫诬陷，子路也被人说坏话。

商鞅自从入秦以来，秦国大治，战无不胜，孝公赐予他封地，美名流传后世。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批评他？因为：

“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言下之意，凡是否定商鞅的，比如贤良文学之辈，那就是嫉贤妒能，吹毛求疵之辈，统统都是小人。

对于这种说法，贤良文学立刻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

他们反驳道，真正的君子，做官依靠道德，辞官不失礼仪。

有才不骄傲，有功劳不自夸，地位高而谦逊，功劳大而通情达理。

能做到这些，就不会被世俗所嫉妒抹黑。

商鞅是什么样的？用权变的手段治国，废除道德，严刑峻法。

出卖至交好友换取功劳，拿公室子弟开刀立威，对百姓不施恩惠，对诸侯不讲信用。

因此人人都痛恨他，家家都与他有仇，就算得到封地，也像吃了有毒的肉一样。

这里解释下，商鞅卖好友，是指他未发迹时，与魏公子昂是至交。

后来秦魏交战，公子昂担任主将，商鞅于是哄骗道，我们以前相处很愉快，现在也不想打仗，不如你过来谈谈。

然后就背信弃义，把人给扣了，魏军群龙无首，很快被秦军打败。

这件事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商鞅走投无路时，逃亡魏国，被轰了出来，最终遭到车裂。

至于拿公室子弟立威，是指把公子虔的鼻子割了，把太子老师的脸给划了。

另外，平日不施恩惠，家家户户都痛恨他，应该也是实情。《战国策》记载其被车裂时：

“秦人不怜。”

因此，小人永远不会被尊重，历史上的美名与恶名，也不是随便流传的。所谓：

“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总结一下，贤良文学认为，大人物自身的作为，决定了其后世名声的好坏。

世俗小人的抹黑与夸赞，是无足轻重，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的。

桑弘羊当然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白布沾染了黑色，没法自己分离保持干净，圣贤在乱世中，也不能保全自己。

商纣王时期，箕子被囚，比干剖心，春秋战国，伍子胥被夫差所害，乐毅受燕惠王怀疑。

文种辅佐勾践成就霸业，却被赐死。贤臣尽忠而死，常常不被君主信任，所谓：

“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如果贤能之人，真的可以不被世俗小人抹黑，历史上的这么多案例又如何解释呢？

桑弘羊的反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有些离题。

因为双方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大人物在历史上名声，由什么决定的问题。

以古代忠臣的悲惨下场作为回复，似乎是没有讲到点子上。

于是贤良文学又进一步阐述了己方观点。

比干剖心，伍子胥遇害，不是他们轻率地冒犯国君，给自身带来危害，也不是为了名声而强行进谏。

他们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为国家安危担忧，甚至忘记了外在的祸患。

从这个角度看，桑弘羊讲的没错，贤臣君子只能坚持自己做好事，确实没法阻止别人抹黑陷害他们。所谓：

“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

然而因为自身没有罪过，所以比干死，商人怨恨纣王，伍子胥死，吴人痛恨夫差。

言下之意，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贤臣就算被诬陷，也无损他们的名声。

最终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反而是昏君与奸臣。

商鞅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恨他，秦孝公一死，举国攻之，连躲的地方也没有。

这是自己把自己杀了，不是别人杀了他。

到这里，《盐铁论·非鞅》篇也就全部讲完了。

参考资料：

《史记》

《易经》

《盐铁论》

《韩非子》

《淮南子》

《战国策》

《吕氏春秋》

《春秋公羊传》

《云梦睡虎地秦简》